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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华中科技大学》 2014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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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乡村消费文化及其变革:一个东北村庄的物质、规范与表达

李洪君  
【摘要】:本文以东北河村作为田野工作地点,在发展社会学“后发展效应”的分析框架内,观察中国普通农村消费文化(物质消费文化、规范型消费文化、表达型消费文化)的表现特征与发展脉络。 本文以专题式民族志作为文本范式,描述并讨论河村呈现的后发展地区消费文化“后发展”的景观。 河村自1980年代以来在住房、家用电子设备领域发生了“静悄悄的消费革命”,其发生机制如下:国家通过将公共消费转化为个人消费、开放农村市场、提升农民收入等公共政策,塑造了农村消费革命的大环境。“人民公社”时期的社区记忆推进了农村消费革命的广度与深度。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导致城乡二元消费结构。河村的“物质消费文化”经历了跨越式发展:河村传统的自然经济平台上的物质产品在没有技术革新、规模生产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到商品的符号化竞争平台。时间、空间在社区的地方性知识体系里被物质化。 河村的规范型消费文化日益多元化。(1)当全能型国家从村庄退出、当家庭重新作为生产单位、当家庭日益小型化/核心化之后,在家庭消费过程中,集体主义在家庭整体与成员之间被重视、利他主义在家庭成员之间得以张扬,其端在于维护家庭这个生产、消费、情感各功能集于一体的基层社会单位的稳定。(2)作为家庭与其姻亲家庭、子代家庭交际消费项目中的彩礼消费,其功能之一系为已婚女性提供生活保障。(3)社区消费规范是社区集体意识的反映,回应着村民消费过程中的越轨与失范:熟人社会里明显超出消费者经济能力的消费、明显暴露女性“性征”的消费行为遭到否定性评价;返乡青年的奢侈性消费、村民的日常服饰则获得宽容对待。 表达型消费文化表现为社会成员在消费领域内的自我认知与表达。(1)村民在衣食住行各领域的时尚追求目标是以城市为代表的“文明的进程”,但在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参照下,村民制造了衣食住行各领域的“地方化时尚”,展示了以“我”为主的“自我型”消费。(2)村民在电视节目的消费过程中有清醒而完整的自我。(3)消费维度的“自我”也呈现于村民的休闲体育消费过程中:他们在国家意志、大众传媒、市场经济、地方性知识所确立的消费规范中,用休闲的方式消费着自己的身体,并通过实践将它转化为自己的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。 针对农村消费文化的型塑机制,本文在马斯洛的需要层级论及马克思、恩格斯相关论述的基础上,提出一个宽泛的“生存——享受”二分法分析框架。其中,(1)生存型需要(生理、安全)由生存型物质消费提供满足;享受型需要(社会交往、归属、尊重、情感、自我实现、精神文化生活等)由享受型消费提供满足,享受型消费包括规范型消费与表达型消费。(2)消费者在生存型需要满足后,在边际效益递减效应的驱使下,会将持续追加的消费投入到享受型消费。在生存型需要基本满足的情况下,将消费重心转向享受型需要将提升村民的幸福感。其中,弱经济效益、强社会效益的精神文化产品很难由市场提供,这正是市场化经济、开放社会背景下政府介入地方性消费文化型塑机制的有效之途。 本文认为,后发展地区消费文化的后发展之路不必然走向消费主义。尽管消费具有相对于生产的独立性,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、核心与边缘的全球化体系中,位于边缘地区的后发展地区极易被城市、发达国家等文化核心的示范效应所裹胁,但物质的“社会生命”本身也具有后发展效应,致使后发展地区的物质消费文化表现出跨越式发展。人们或能跨越奢侈/昂贵物质消费的“卡夫丁峡谷”,透析物质消费差异化逻辑背后的控制机制,甚至形成“后物质主义”认知,并在日益多元化的地方性消费知识的规范下,在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参照下,在衣食住行及精神文化生活中创造出富有“地方性时尚”特征的个性化消费,并获得生活领域内的自我。 河村经验表明,后发展地区具有形成“后物质主义”消费文化的可能。
【学位授予单位】:华中科技大学
【学位级别】:博士
【学位授予年份】:2014
【分类号】:C913.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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